△杜安在打字機前用尺子一行行比著寫
杜安的攤位上，紙堆從腳下一直摞到頭頂。隨便抽出一張來，都有些年頭。這些都是他的客戶拜托他寫的稅單，根據香港法律，報稅的底單，至少要保留七年。
他在這檔口幹瞭40年，似乎從來沒想過去怎麼整理一下這堆故紙，隻是把超過七年的底單疊在下頭，泛瞭黃。
紙張的顏色枯槁，記錄的香港40年變遷卻是濃墨重彩。
香港人叫杜安和同行們為 寫信佬 ，也有尊稱他們為 平民師爺 的。說到底，就是替不識字的人報稅寫信。
在寫字行當鼎盛的時期，杜安所在的市場業務繁忙。而如今，這裡隻剩下7傢仍在營業。
一單活兒，隻需要核對，打印，填表和郵寄幾個簡單的步驟，但他做得很慢，不是因為做不快，而是因為一天隻有那麼幾單活兒，做完瞭，漫長的白天不知該如何消磨。
△ 梁老易 在自己的店鋪裡等待生意上門
文書
玉器市場地處油麻地街巷，分為東西面店鋪，杜安的鋪面就在東面的8號。門面窄小，隻有三四平方米的樣子，屋裡一張桌子，擺上臺打字機，吃飯的傢夥就算齊全瞭。
杜安看上去不顯老。他68歲瞭，頭發染得黑油油，腰板挺直；但歲月不由人，雖然戴著眼鏡，還是看不太清，密密麻麻的賬單上一排排的數字，要拿把尺子，一行行地比著寫下去。
從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起，他父親就從事這一行，並以此養活瞭三個兒女。那時候，寫信是個好行當。在當文書先生之前，杜安的父親在會計樓裡做文員，薪水不抵寫信，索性自謀出路，在市場裡租一個小格子，寫一個報稅單，可以收兩三塊錢。
做這行需要對法律法規，政府文書和辦理方式，以及財務報表有著相當的熟悉。從小，杜安就幫著父親料理攤子，一來二去，也就無師自通。
1977年，杜安中學畢業，在碼頭做裝卸工作。早些年，他算是學歷比較高的 學生哥 ，英文張口就來，還會寫 很多人隻會說英語，但不會寫。
杜安也愛看小說，趕上香港文學比較發達的時期，讀林燕妮，讀金庸，還專門找來個本子抄寫中英文金句。
70年代香港航運行業不景氣，父親勸他，回來做文書先生吧。杜安聽從瞭父親的建議，接瞭生意，40年再沒改行。
文書生意說來簡單，隻需要識文斷字懂財務，一些初入港島者選擇以此為生。
杜安所在的檔口，不少人 出身不凡 。11號 梁老易 年紀最大，今年已經77歲瞭，瘦得肋骨突出，在夏天悶熱的玉石市場，打個赤膊一字一句地抄寫稅單。
他來自胡志明市的一個華僑傢庭，迄今為止，他仍稱之為 西貢 早在胡志明市改名字之前三年，1972年，因躲避戰亂， 梁老易 隻身來到香港。
在越南， 梁老易 是會計樓的主任，會中、英、法、越四種語言。 在讀中學之前，我一直都跟著父母說中文 ， 梁老易 說，讀中學時，父母跟他說，既然要在越南紮根，就一定得學會跟當地人打交道，他讀瞭越南的中學，學會瞭越南話和法語。
越戰後期，他來到香港謀生。沒有朋友，也沒人給他介紹工作， 梁老易 先是在碼頭酒吧裡做調酒師，站穩腳跟之後，憑借著對財務的熟悉，在坊間開檔口寫信報稅，這一寫也是40多年。
△價目表
情書擴大機濾波電容
杜安趕上瞭文書行當由盛轉衰的年代。
在他剛入行的時候，這種情況就初現端倪。經過瞭六七十年代大量人口湧入香港的時期，生意已趨於飽和。杜安回憶，那時候，一個小小的玉器市場，文書攤位多達二三十傢。 客人多，寫信的人更多，競爭非常激烈。 他說，價格下跌到1塊2一份。
女攤主比男攤主獨有個優勢，就是寫情書。有情書業務的攤子也比普通寫信檔大一些，分小門，有寫情書的找過來，請進小門裡拉上簾子慢慢說。據香港媒體報道，來寫情書的，女性要比男性多。很多 女寫信先生 ，都是小學或中學的退休校長，她們不僅識文斷字，還寫一手好文章。
我們男人沒有那麼浪漫 ，杜安笑道，他不慣詩句，總覺得英文的歌詞抒情起來直白又達意。
那時候，除瞭報稅，業務中很大的一塊，是替人們寫身份申請。其中， 陸客 占到瞭相當的比例。
20世紀70年代，面對大規模移民，當時的港英政府一度采用抵壘政策。抵壘政策從1974年起，一直持續到1980年，當時的政策是，如果非法入境者能夠進入市區，就接納為合法的移民，但若在邊境被執法人員截獲，就會被遣送回內地。
杜安記得，那時候， 陸客 到達市區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個文書先生，寫合法移民的身份申請。
這項業務在1979年底達到瞭頂峰，等到人們申請到香港居民身份後，也還是要來找文書先生，再寫申請，將留守內地的妻子兒女們接來。
△紙重低音電容推薦堆從腳下一直摞到頭頂
北上
這種情況隨著改革開放悄悄地發生瞭改變。杜安記得，80年代以後，他的客戶越來越少。
改革開放後，內地的優惠政策吸引瞭不少港商北上。 主要是制衣，電鍍的廠子 ，杜安說，以前他的不少客戶就是玉器市場附近的小企業主，他們把廠子移到內地之後，杜安失去瞭四分之一的客戶。
彼時，杜安正好結瞭婚，生瞭兩個孩子，為瞭養活孩子，他又回碼頭去兼職。等到孩子稍大一點，太太也出去兼職補貼傢用。
好在當時還有翻譯文書的生意支撐著。早年，香港為英國殖民地時，政府文書用英文寫。而不管是填寫申請，還是向法院提交訴狀，都要寫英文版，那些不會寫英文材料的人隻能找文書先生翻譯。1997年7月1號，香港回歸之後，政府公告、申請表格也都改成瞭中文，這項生意也就隨之成瞭歷史。
香港回歸後，杜安曾跟孩子們一起去過一次深圳，大半輩子過去瞭，口岸那一邊他還隻是從電視上看過。那次一日遊，孩子們對旅行團安排的節目感興趣，但杜安卻覺得無聊，他更喜歡靜靜的打量這個一關之隔的城市。
深圳真大。 他說。對於時代，自己始終是個旁觀者，後來，他還跟妻子回瞭一趟上海老傢，也呆不慣， 北面冬天冷 ，杜安還是覺得香港好。溫暖，不管生意好不好，出門就是熟悉的繁體字和粵語。
△逼仄的鋪面
消失
但就是在最熟悉的傢鄉，屬於杜安的天地也越來越逼仄。
隨著行業的衰落，如今在玉器市場，僅剩下七傢文書檔還在勉強營業。檔口倒閉的無聲無息，前一天還開門營業，晚上收檔門一關，第二天就再也沒有打開。
他本來還有兩個合夥人，攤子與他相鄰。一個去瞭國外養老，一個退休在傢。走之前把攤子托付給他，杜安舍不得關，就算沒客人，一開檔也要把兩個攤子的門都打開。
現在大部分寫信人都上瞭年紀， 最小的也有40多歲。 女先生 隻剩3號鋪子的一位在開業，她脾氣大，遇到不喜歡的客人，她不給好臉色。同行之間競爭激烈，有時她來的早，看見旁邊的攤子東西過瞭線，就生氣的一把扒拉到旁邊，掉在地上也不撿。
但這一排的同行都讓著 女先生 。檔口一個接一個地關閉，還在做的人在小得可憐的生意上，競爭中依舊維持著體面。提起她，杜安不評價，隻是笑笑稱， 我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。
九龍區寸土寸金，一間大學宿舍大小的房間每個月租金得五六千元，而在玉器市場，一個檔口一年隻需要繳納4000塊的攤位費，而收入足以維持一個傢庭的生活。
杜安每年的收入隻有7萬元左右，在香港，這算是比較低的收入瞭。在2000年開始實施強積金制度之前，香港人養老主要依賴年輕時的積蓄和參保，以及專為老人設立的 生果金 ，或領取綜援金。
政府將65歲以上長者資產分級，最貧困的可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（綜援金），錢不多，因此，很多老人依舊需要工作來補貼生活。
杜安沒法退休，香港也不流行跳廣場舞，退休隻有電視機為伴。他的工作既是
一種生活，也是一種社交，太太同樣沒休息，在超市幫工。
杜安在傢裡落個寂寞，寧願每天走40分鐘的路來開業，也不願在傢裡休息。
在玉器市場賣首飾的那些老攤主眼裡，仍把杜安看作為鄰多年的 讀書人 。但外界的 讀書郎 越來越多，杜安和同行們的用武之地越來越少。電話電郵普及瞭，溝通毋需再寫信，情書，更是早已不流行的表白方式。
每年4到8月是報稅的高峰期，到如今，即使在高峰期，杜安每天也隻有四五單生意，一單收費幾百塊。
杜安倒也看得開，他想著，有一天開不動瞭，就回傢去。比起退休，更讓他憂慮的是，沒到幹不動那天，就沒有人再需要他瞭。
記者/楊寶璐 編輯/劉汨 宋建華 校對/劉翠琴
來源：深一度
責任編輯：酒麗敏(EN0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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